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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作家陈希我:冒犯伦理是更大的冒犯

陈希我 2017-10-27 21:25:17

陈希我被喻为中国近年来少有的“精神性叙述”作家,在于他一直在用小说探索个人内心生活的亮光,尽管用了现实黑暗这把手术刀,但他一直想寻找中国人的“救赎之路”,从《抓痒》、《冒犯书》、《我疼》到最新出版的《命》,他从爱情、婚姻、亲情、生死,来关照个人生命处境,在《命》的引言中,他不得不坦承这条探索之路很难推演下去,因为中国文化缺少自省与超验性,自然会更看重俗世生活的价值。

 

吴小曼:《命》是你最新出版的小说集,写了不同的亲情关系,有单亲家庭受伤害的母女,父子,这些由爱生恨的故事几乎像是诅咒又像是一种特殊的爱的模式,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式的亲情伦理困境?这种关系模式是不是中国文化中比较独有的一种现象?

陈希我:我不敢说是独有,人类文化形态可能很多是相似的,我只能说,这是中国文化中非常突出的现象。我记得几年前网上流行一句话:亲戚到底是怎样神奇的存在?因为很多青年害怕回家过年时被亲戚过问婚姻问题。如果说亲戚的存在还可以质疑,亲戚还只是个神奇的存在,至亲,特别是父母,那就是个无论如何无法逃脱的存在了。不仅因为血缘因素,还有付出,所谓的“爱”。只要占领“爱”这个制高点,就没有道理可说了。哪怕是以不可理喻的方式,比如不是以理解为前提的爱,是强迫的爱,虐恋,虐恋也是恋。《命》里的“爱”几乎都是“虐恋”。十年前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研究“虐恋”,大概是中国大陆从文学领域研究“虐恋”的最早专著。有评论家论到我当年的《抓痒》,说我是中国最早写虐恋小说的。虐恋不只是指男女关系上的,在亲情关系上也是。也许有的人不能接受,总觉得亲情是崇高的,而“虐恋”是变态的,但其实虐恋往往就是以崇高为平台的,这是一种魔性的纠缠。《命》里还写到年轻父母不想要后代,千方百计要把身孕处理掉,不想进入这种爱的纠缠不清的轮回,他们简直冒天下之大不韪。作为父母,即使有自觉,也是要被逼着成为子女的索情鬼。这简直是诅咒,一种被久远的传统所诅咒。

 

吴小曼:造成这一切悲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懂爱,还是滥用爱,还是难以克服的自身控制欲,而往往外在权力结构容易在家庭模式中显现?

 

陈希我:我前面一直用“爱”这个说法,但其实父母给子女的“爱”应该称为“恩”。“爱”是无私的,但“恩”不是。多年来一直进行“感恩教育”,不知道有人意识到这点没有?“恩”是功利性的,当然也可以不接受“恩”,但问题在于父母给予女的“恩”是在子女有意志之前就施予的,那么你就只有偿还的义务。所以有的子女反问“你们生我时又没有和我商量”,就显得没有良心。父母强加给子女的“恩”生出“孝”的要求,这“孝”的功利性就更强了。如果在给予过程中产生了苦难,比如父母离婚一方独立养育孩子,父母生病,或子女遭受困厄(父母就会倾家荡产去救治),那债务就更重了。子女这边,无论如何都无法反抗,无论如何都无法占理,那么就采取非法反抗。《命》里那些对父母反抗和逃避的,都会被看成是负面的行为,不感恩、不孝、没有良心,父母永远占领在道德制高点。很多父母说不希求子女还债,只要子女记得父母的好,但这只是他们在道德制高点上才拥有的放弃权力的权利。明君宽赦天下,不等于明君出让权力。“狂欢节”里乞丐可以僭越成为国王,但那只是在“狂欢节”里。父母对子女的宽解,能真正做到超然吗?子女真的不还债,还是会心生怨恨。中国社会权力意识根深蒂固,在伦理领域,更是深入到骨子里的权力控制,我借用布尔迪厄论述男权意识的词“暴力象征”,控制者和被控制者都潜意识里被规则。

 

吴小曼:小说里写到有父母倾家荡产也要送孩子留学,这既是社会现实问题,也是家庭把孩子高举为家族希望的结果,但家庭关系的错位也是夫妻关系失衡、亲子关系失序的原因,目前触及家庭教育的文学作品还不多?

 

陈希我:说到孩子教育的家庭因素,很多时候只是谈对孩子的溺爱,少谈父母对孩子溺爱的他们自身的原因。溺爱很多时候是父母自己关系失衡导致的,比如我小说里的单亲母亲对女儿的期待,及你提到的倾家荡产送孩子留学,望子成龙。望子成龙看上去无私,其实内里仍然是父母自己利益的考量。所谓生儿养老,不就是养猪吗?养大了杀了好卖钱、好过年。现在更多的是子女“啃老”了,光宗耀祖的心理也显得落后,但让孩子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、为自己长面子,应该还很普遍。总之是把孩子当作工具。当然我不排除社会竞争给父母造成压力,所以要培养孩子成才。这点上看父母好像显得很崇高,但这又是建立在自家利益上的考量,让孩子抢得过别人。

吴小曼::有批评家说你是黑暗写作或者精神性写作,我认为你一直是在触及现实,面对中国家庭伦理困境的写作?

 

陈希我:我的写作确实触及到现实,但现实的问题很多还是可以面对的,比如社会不公与权力压迫。而且除了个别“搅浑水”的,大家会有共识。那些对社会问题负有责任者,也会谴责社会问题,从某种程度上说,他们确实也是受害者。这就出现问题了:究竟谁是受害者?究竟什么才是罪魁祸首?从社会学角度看,这是狡猾的推诿。但从文学角度,并不这么简单。我曾经在中山大学做个演讲,我认为文学有四个境界:一是描摩现实生活,二是进行艺术升华,三是思想批判,思想批判是有锋芒所向的,但这还不够,我觉得还有更高的境界,就是精神境界,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境界。在这个境界里,锋芒乱了,最终转向了自己。与现实无关,与孰是孰非无关,它是超价值取向的。我觉得中国文学差就差在没有进入这个境界,沦为社会学化或哲学化的文学。

 

吴小曼::从你的《抓痒》,《冒犯书》、《我疼》到《命》,爱情,亲情,病疼,生死,构成了欲望深渊和痛苦根源,它有外在的压力,也有我们内在的黑暗,这种自省式的人性批判可能会让很多读者觉得冒犯。

 

陈希我:当年我提出一个命题:文学就是冒犯。当时不少人觉得被冒犯,不仅被我作品所冒犯,也被我这个观点所冒犯。当时被觉得我冒犯人的是性,这是人性黑暗领域,但我要说,这仍不是最黑暗领域。最黑暗领域是伦常,因为它是以常态站在崇高的光环里,并且它以理所当然的伦理辐射整个人类社会。这样巨大的光,造成的灯下黑面积也是巨大的。冒犯伦理是更大的冒犯。

 

吴小曼:在《命》中的《母》里,你写到中国式的孝,为了维持年迈父母生命所忽视的老人尊严,由此触发关于“安乐死”的思考,你是不是有过这方面的经历。对于死亡的自主权依然是我们文化中的禁忌,但对生命终极的思考往往又是严肃文学无法回避的?

 

陈希我:不作终极思考的文学是低级文学。活不简单,死更不简单,特别是至亲的死。把死放在“爱”与“孝”的砧板上来考验,一边是爱,一边是孝,爱为刀,孝为俎,你的选择是鱼肉,我本人就切身经历过几场这样的考验,简直不能选择。将死的亲人自己也做不了主,因为他的选择也会回过来考验我。我曾说期待“安乐死”在中国合法化,但回头想:即使如此,将死的亲人自己提出“安乐死”了,亲人会容许他去吗?亲人自己能感觉安乐吗?尤其在中国人精神世界里,死就是“万事都休了”,中国人对死亡是极其忌惮的,并不存在对人世外世界的想象,没有内心安顿之所。死就是死,让亲人死,就是让亲人掉进万劫不复。

 

吴小曼:在《命》的引言中,你提到曾想尝试通过写作探索“中国人的救赎之路”但很难推演下去,能问问你个人的宗教信仰,或者是把写作当作信仰?

 

陈希我:你提出这个问题,也许是因为我前面的回答。我也常问自己这个问题,比较确定的答案应该是:无宗教,有信仰。汉民族不是个宗教化的民族,但也不能说没有信仰。有人说诗歌就是信仰,当然严格上来说,那只能称为修养。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有信仰,我的信仰就是在写作中拷打灵魂。拷打和修炼是不一样的,拷打是进入宗教范畴的,也许我应该说,这里是指基督教信仰。但文学写作又不是通过写作达到“信”,某种意义上它恰是指向“不信”。日本作家远藤周作信仰宗教,但他的《沉默》却是撕开宗教的。我有个学生曾向她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同学推荐《沉默》,对方看了,说小说是胡说八道,因为“《圣经》上已写得明明白白了”。但恰恰因为质疑了“明明白白”,文学伟大了。尤其在东亚这种特殊信仰形态的环境里,关于宗教信仰的写作,很容易陷入“西化”的窠臼,我也在试图闪避之。我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就是我这些年对信仰的思考,它是关于心的拷打(不是“心学”那些东西),它就叫《心》。我另一个长篇的构思也是关于心的。现在我常常厌倦于跟人争辩了,争论无益,只消说一句:你自己扪心自问吧,也不必把结果告诉我,你自己知道就行了。

 

陈希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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